上一节，我们指出中国传统丧葬观具有情境性的特点。这种情境性表现为认知对象范围的外延扩大化，也就是说除了丧葬本来具有的标识逝者与生者关系改变(阴阳相隔)的作用之外，它的外延还具有表现、调节、改变在世者之间关系的作用。
　　首先，认知的外延扩大化表现为在丧葬仪式中清楚的等级区别：亲友吊孝时，“主事人将根据前来吊孝的亲友(限于男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依次呼名，公布礼单……当主事人叫到哪一位亲友的名字而这位亲友因故没来，围观者中一定要有人搭腔……如果围观者中没有答腔，就表明死者生前人缘不好。”在这样的礼仪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以己为中心处理社会关系的模型——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社会关系模型的本质就是“差序”二字，差序的本质在于“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其次，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网络由内向外依次是家人、熟人和生人关系。这种以家族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家族是传统农业社会之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其保护、延续、和谐极团结极为重要，因而形成中国人所特有的家族主义。
　　熟人的重要性仅次于亲属，是中国人另一个最重视的社会关系。有趣的是中国人通常称熟人而非朋友、同事或其他，表明了中国人在处理几乎全部社会关系时的一种普遍倾向，即“泛家族主义”：将以相互依赖、长幼有序为特点的家族取向延伸至其他社交圈中并实现其“家族化”。丧葬仪式上，熟人是否到场甚至其到场的时间早晚、逗留时间的长短、礼单的多少都可以成为衡量熟人是否成其为熟人的标准；同时由于中国人互惠互依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平衡系统，人群序列会通过平衡性原则来和位于中心的个体进行社会交换作为客人的熟人们的行为也就决定了在下一次在类似仪式中主人的行为方式。所以就不仅如前文所说丧葬会反映逝者的“人缘”，在“事死如生”的国人眼中，它会反映并将影响到生者的人缘，而这，才是更重要的。
　　我们看到，个体对关系圈子的这种重视造成了中国传统丧葬观中主客体的边界不清，丧葬仪式的中心由逝者变成参加仪式的与逝者存在社会关系的其他各色人等。此时丧葬仪式实际上起着双重平衡作用：一方面作为一个情感宣泄的平台，它平衡逝者与其亲友之间的感情失落；另一方面，作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礼仪，它更是调节生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平台。中国人按照自己的伦理观，在参加丧葬的亲属网、熟人圈中获得和巩固亲密关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其心理社会稳态。当然差序的社会关系格局也就通过诸如丧葬礼仪这些传统习俗而不断强化，固定。